《家》应当是一部主题先行的小说，其主要人物往往都是作者某一观念的图解，例如觉新和觉慧兄弟，一般读者很容易看出他们之间的差异：一个是旧时代的殉葬品，一个是新时代的开拓者；一个代表着消亡的过去，一个代表着新生的未来；一个全身沾染着暗夜的颓废与绝望，一个满心激荡着黎明的曙光和青春的力量……
但是我认为，在这两个恍若天渊之别的人物身上，却也有着一种同质的“创痕”：怯懦。
觉新，一个一出生就注定了的家族接瑞脑消金兽班人，一个无条件服从家族意志的人，一个一辈子都在顺应“秩序”，一辈子都在努力回避矛盾和抵抗的人---------在作者的价值观照下，他无疑是一个不合潮流的落伍者，一个即使不打击、也应被否定的人物。
那么，觉新是不是应当跳出来坚决消灭他的家族和家长，跳出来与整个时代作战，跳出来承担起拯救世界的重任，才算是正当和正义的呢？
但是觉新没有跳。在作者无法忍受的黑暗时代里他只想本分地、安静地活着：也许是害怕那狂飙突进中所蕴含的危险，害怕那刻入骨髓的熟悉的生活方式遭到改变，害怕面对变化时的慌乱和惊恐----------总之他没有“跳”，而只想静静地蹲伏于自己的“洞”中，不去打扰这世界，也希望这世界不要打扰自己。
是不是因为觉新选择了这个“蹲伏”的姿势，作者才为他安排了那样一种可怕的命运呢？
但是“拯救”应当成为一个“普世”的原则吗？它应当具有某种绝对正义性吗？它应当成为所有人的人生选择吗？
俄罗斯哲学家罗赞诺夫说过：“来拯救世界的学说正是以自己的高度损害了这个世界，给历史带来的不是和解和统一，而是混乱与仇恨……各民族在对找到共同的和一致的崇拜的渴望中所寻找的就是这个。它们相互消灭的目的就是为了哪怕是通过许多不妥协的人的灭亡的途径，使剩下的人最终联合起来。”“拯救”意志或者行为的实质是“寄希望于人类对善恶的区分的能力”----------而这样一对有着复杂相对性的概念是很难依赖于个体判断来确定的。所以，“拯救”这样一个听上去充满了崇高色调的名词其实也充满了风险。
尤其是对普通人而言。
有多少人是因为一个完全无谓的“抽象”意义，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教与鼓动而做出了可怕的牺牲啊。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才让他的小说主人公热切地发出“爱生活甚于爱它的意义”的呼喊。
所以我认为，面对时代的大变动--------尤其是面对时代的大变动时--------普通人完全有理由选择生活本身，选择那充满了琐碎的具体性但却真实可见、安定安全的生活本身，而无需在“主义”的鼓动下去担当任何虚妄的“拯救”的义务。
拯救，永远只应是一种个体的选择，而毋需成为全民的道德规范。
但是觉新的人生也并非是毫无问题。
他的问题在于当麻烦不断逼近、甚至将要摧毁他的生活时他仍在躲避。
他仍在天真地期望“只顺应、不碰触”能够最终保全自己。
一个怯懦者的姿态。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冈察洛夫曾经在他的一篇小说中这样提醒：“生活无所不触及，它也将触及你！那时对生活毫无准备的你将怎么办？”
人生最诡异的一面常常在于，麻烦会“不请自来”，它甚至具有某种侵略性。
这时怯懦者会蒙上自己的眼睛，不想与这坚硬的东西直视和碰触----------但它却会一直生长、靠近，最终搅扰和摧毁掉这个弱者的人生。
所以，从觉新的故事中我看到，我们可以不去拯救整个世界，但一定要勇敢地在困厄的中心学会拯救自己的生活，以及自己所爱的身边的人。
觉慧，看上去仿佛是未来世界的代言人。他对觉新充满了怜悯和些微的轻蔑，他总是有充分的理由对哥哥摇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个评价可以底气十足地从觉慧的灵魂中冲荡而出吧。
看觉慧多么有力啊，他可以肆意地发泄怒火，可以大声地抱怨，可以按照时代的主流意识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当一切变得让人无法忍受的时候，他可以心无所系地奔向上海，冲向那个他一直向往着的完美世界。
不过，当觉慧亢奋地走向新生活的时候，我们也许应当检视一下那些被他抛在身后的东西。
鸣凤，对他充满了依赖和依恋的女孩，在她死前的一刻，曾经给过他一个拯救的机会，但是当时觉慧在做什么呢？---------埋首窗前奋笔疾书，为了那些抽象的主义--------这主义也许就包含着对更多不相识的“鸣凤”的拯救----------但是这一个鸣凤呢？这个近在咫尺、他伸伸手就能救赎的鸣凤呢？
只能在寂寞中悲伤地死去。
让我们看看鲁迅先生在相似情境中的不同视点。
吕纬甫想起了荞麦粉的故事：“我漫然的吃了几口，就想不吃了，然而无意中，忽然间看见阿顺远远的站在屋角里，就使我立刻消失了放下碗筷的勇气。我看她的神情，是害怕而且希望，大约怕自己调得不好，愿我们吃得有味，我知道如果剩下大半碗来，一定要使她很失望，而且很抱歉。我于是同时决心，放开喉咙灌下去了，几乎吃得和长富一样快。我由此才知道硬吃的苦痛，我只记得还做孩子时候的吃尽一碗拌着驱除蛔虫药粉的沙糖才有这样难”，然而“她过来收拾空碗时候的忍着的得意的笑容”使“我”所做的一切有了闪亮的意义：假如忍耐能够给一个善良女孩的生命带去快乐的满足感，假如忍耐能够成全任何一个这样诗意的瞬间，那么就值得去忍耐。
在吕纬甫的故事中我们感到他似乎不再追求生活的某种抽象的整体性意义，而更愿意在它破碎的细节当中寄托自己存在的价值，这或者正如歌德所言“生活的目的是生活本身”。对于普通人来说，“到城隍庙去拔掉神像的胡子”这一行为中的精神超越性并不比随一次虚空的埋葬或者一碗被强咽的荞麦粉而来的抚慰更有力量。
还有被觉慧轻易划入旧世界应当被彻底摧毁的家族。因为不喜欢，他只要转个身，就把那无穷无尽的麻烦倾卸给了自己的哥哥。他只要做出一个转身的动作，这一切就都与他不相干了-------同时还可以随时对挑起这重担的哥哥批判几句---------这是一种多么轻松的姿态啊-------我们也许还要加上一句：这又是一个多么不负责任的姿态啊。
如果说觉新在遇到麻烦时会伸手蒙上自己的眼睛，不看，那么觉慧就是转过身，逃跑。
无论是不看，还是逃跑，都是一种自欺，都是怯懦者的典型姿态。
如果按照塞林格的看法------“一个不成熟的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了某个原则轰轰烈烈地死去，而一个成熟的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了某个原则谦恭地活下去”--------我们也许可以说，觉新在心智上比觉慧要成熟，在他身上毕竟表现出一个成年人应有的责任感----------在这一点上，我认为觉新实际上是一个比觉慧更有人格力量的人：因为无论是愿意还是不愿意，觉新最终都没有放弃自己的责任，虽然不愿面对，但他还是选择了和自己的麻烦守在一起，而没有将它随意地抛给某个人。
虽然在小说中，作者最想褒扬的一个人就是觉慧，但我觉得，恰恰在这个人身上，表现出了很多恶劣的东西：怯懦，冷漠，责任感缺失，心智不成熟……他总是可以轻易地对世界和自己的生活说“不”，这样的人，除了容易被导向虚无的深渊外，还可能是一个在自己的人生中永不在场的“逃兵”。
那么，真正的勇敢者是怎样的呢？
也许他就是尼采笔下的歌德的样子：他“让有限的视野包围着自己；他没有退出生活，而是将自己置于生活之中；他无怯懦之心，而是尽可能地担当自己、掌握自己、接纳自己。他企求的是总体性……这样一个已经自由了的精神站在宇宙之中，带着快乐而轻信的宿命论……他不再否定。”